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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武岡市近日出現辦理護照需提交多項資料並經五個部門蓋章審批的情況。有民眾表示，流程繁複至難以完成，最終被迫放棄申請。相關文件顯示，出境申請審查已涉及資金、通信及社會關係等多方面。
近日，武岡市的一份「申請出境審批表」在網路流傳，引發外界高度關注。這份涵蓋了村、鎮、派出所、公安局及「反詐辦」等五個層級蓋章的表格，揭示了中共對公民出境的控制已從傳統的行政服務，演變為全方位的「政審」機制。一名在辦證窗口服務的女士無奈表示：「辦護照實在太難了，資料多到根本準備不齊，簡直就是變相不讓出國。」
根據流出的文件顯示，武岡市居民若想辦理護照，不僅要獲得村（社區）書記的簽字，還需經過派出所長、鄉鎮書記、縣公安大隊長審核，最後由「打擊電詐協調小組辦公室」把關。
長沙居民騰晃（化名）接受採訪時表示，最近居民申請護照的難度確實增加。他說：「我們這裡要去街道辦開證明，註明出境目的地和事由。如果是旅遊，還要核查背景，看有沒有正當職業、存款證明、社保繳納紀錄，搞得很複雜。」
社交、資金紀錄都要
民眾個人隱私全曝光
「申請出境審批表」除了繁瑣的五個公章，申請資料清單更是令人觸目驚心。申請人被要求提交資金全透明紀錄：包括微信、支付寶近一年的詳細交易流水，以及通過「雲閃付」查詢的名下所有銀行卡擷圖。在通訊隱私方面，需通過「一證通查」核查名下所有電話卡並生成報告。在社會關係綁定上，還必須提供中國國內單位出具的擔保書。
安徽王先生向記者透露，他多次申領護照均遭公安局拒絕。出入境管理局窗口明確告知，其申請須經國保批准，現在連港澳通行證也不批。王先生多次追問國保部門拒簽理據，得到的回覆僅是語焉不詳的「再等一等」，始終沒有正式回覆。這種「不予回覆、不予受理、不予解決」的行政拖延，已使其陷入實際上的邊境封鎖困境。
近年來，中共有關當局持續收緊居民出境管控，最初僅限於黨政高層官員，隨後擴散至事業單位及國企管理人員。進入2026年，出境門檻進一步升高，限制範圍1月時擴大至已離退休的官員與公務員群體；進入3月，限制措施在部分省分擴大到普通居民。
分析：「權力碎裂化」
基層審批剝奪公民出境權
安徽學者趙華林（化名）告訴記者，這種多級審批制度實際上是將原本屬於中央或省級的出境許可權，下放到最基層的權力末梢。他說：「這意味著，任何一個村書記或派出所民警，都可以通過拒絕簽字來剝奪一個公民的合法出境權。這種『權力碎裂化』的治理邏輯，使得出境不再是受法律保護的權利，而成了基層官員手中的籌碼。我聽說有些地方甚至出現申請出境需要行賄的情況。」
趙華林進一步分析稱，在社會矛盾激化、隨機暴力事件不斷的當下，當局為防止所謂「敵對勢力」內外勾結，通過限制百姓出境、防範外國人入境的方式實施雙向封鎖。用官方的話來說這是「消除安全隱患」，實際上已超出常規安保範疇，是在利用大數據對公民活動進行預罪式的限制。
海外華人回國
遭體制內好友「集體迴避」
中共官方日前再度強調要清查「裸官」（配偶、子女均已移居海外者）、抓緊公職人員因私出國管理。中共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和跨境腐敗治理工作辦公室4月2日召開會議，研究部署2026年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和跨境腐敗治理工作，啟動所謂「天網2026」行動，會議要求中央組織部會同公安部、國家移民管理局抓好「裸官」任職職位管理，以及公職人員因私出國（境）違規問題治理等工作。
此外，隨著中共對「海外關係」防範的全面升級，體制內人員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社交管控。據中共司法體系內人士劉先生對《大紀元》記者說，今年1月初起，公檢法系統內部已下發相關通知，凡涉及境外背景的人員接觸，均被視為潛在風險來源，需迴避、報備，嚴重者甚至要求切斷聯繫。原本屬於私人範疇的同學、朋友關係，如今也被納入審查範圍，需要說明與報備。
劉先生說：「主要擔心的是洩密。有些人與海外親友聊天時，無意中會透露內部情況，包括正在發生的敏感事務，比如貪官汙吏被捕、張又俠事件之類的。我看不僅是公檢法系統，市政府、區政府都有這類規定。」
旅居美國舊金山的黃坤明（化名）先生今年3月初回國。他返回美國後對記者表示，此次回國的感受與3年前截然不同。他說：「我與石家莊一位在公檢法系統工作的中學同學聯繫，給他發了3次訊息約見面時間，他一直不回。」後來他透過另一位同學得知，這位同學工作的單位有規定，與海外人士接觸需向上級請示。
另一位早年移民英國的工程師宋萱（化名）也有類似經歷。她對《大紀元》記者說：「有一位在國務院某部委系統任職的官員，在接到我的會面邀請後，沒有通過常用的微信回應我，而是借用家屬電話回電中間人，明確表示無法與我見面，並請對方轉達問候。她說因工作關係『不方便見面，來日方長』。」
宋萱說，幾年未回國，未料中共當局對海外華人的防範已達到這種程度，對境外人員的警惕明顯增強：「太可怕了，這個政權怎麼恐懼到這種地步，難道要打仗了嗎？太奇葩了。」
針對上述變化，天津資深媒體人鄧先生對記者說，這顯示中共的管理邏輯已由「行為管控」延伸至「關係管控」。他指出，當局不再僅關注公職人員在職位上的行為，而是將人際網絡與社會交往納入風險評估體系。這種控制方式正在切斷體制內外的接觸，也讓不少公職人員在日常交往中變得更加謹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