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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沒有網路、媒體被管制的年代，一台油印機、一支手持攝影機、一台地下電台，甚至一顆B.B.Call，都曾成為台灣人突破封鎖、傳遞真相的重要工具。國立台灣博物館推出「時代的訊號：傳播技術與民主的攪動」特展，透過近200件文物與史料，回望台灣社會如何在不同年代，利用各種傳播技術鬆動權力結構，讓被壓抑的聲音得以流通，也一步步推動民主發展。
「時代的訊號：傳播技術與民主的攪動」特展即日起至2027年2月21日於台博館鐵道部園區展出。文化部長 李遠 、台博館長 陳登欽 、前故宮院長吳密察 、中研院特聘研究員 陳貴賢 、綠色小組代表 李三沖 、攝影工作者 邱萬興 等多位長期投入民主傳播工作的文化與媒體人士出席開幕。
李遠致詞時，特別代表文化部向長年運用各種傳播工具，推動台灣從戒嚴走向民主的前輩深深一鞠躬。他感嘆，「我們何其不幸，又何其幸運。」不幸的是，曾生長在一個充滿謊言與神話、對外一無所知的年代；但幸運的是，親眼看見許多追求民主的人，透過各種傳播技術與工具，慢慢讓真實的聲音被更多人聽見。
李遠也回憶，自己就讀師大時，被要求一定要加入政黨；後來從事創作時，父親總提醒他「小心文字獄」，甚至連「紅色的蜻蜓」、「黑黑的軍營」這種詞句都可能出問題，到進入中影後，甚至不能講「台灣」，只能講「國片」，「台灣在傳播裡都是禁忌，台灣就是台獨，就是毒蛇猛獸。」
李遠表示，自己雖然活在黨政軍控制電視、電影與教育系統的年代，但有幸成為一名「追隨者」，從參與社會抵抗電影、替黨外拍攝電視廣告，到政黨輪替後主持地下電台節目，一路看見台灣民主逐漸成形。
「因為相信真相會戳破謊言，抵抗會讓神話被拆穿。」李遠說，自己也從追隨者變成覺醒者，親眼見證台灣走到今天的民主社會。他也提醒，台灣如今已從資訊封閉走向資訊過度開放的時代，「現在我們重新要面對的是防止假訊息」，避免顛覆台灣辛苦建立的自由民主社會。
台博館長陳登欽表示，台灣民主發展與傳播技術演進息息相關，每一種媒介都曾是人們突破限制、交換訊息的重要工具。這次展覽以「技術」為主軸，希望觀眾能從一件件實體文物中，看見台灣社會如何用有限資源，把聲音送往更多地方，「有時甚至是用最低的技術、最隱晦的方式，把訊息送到更多人手中。」
展覽依時代脈絡分為4個單元，從日治時期的紙媒、街頭宣講與映畫，到戰後油印刊物與黨外雜誌；1970至1980年代的地下錄影帶、海外答錄機與ENG攝影機；再到1990年代地下電台及今日網路社群媒體，呈現台灣社會如何以低成本、靈活媒介串連彼此，擴散抵抗力量。
展場也展出大量珍貴文物，包括早期報紙原件、油印機、碳精棒放映機、手提攝影機、地下電台設備，以及綠色小組拍攝「520農民運動」的影像紀錄等。
其中，展覽還重現B.B.Call年代的數字文化，觀眾按下按鍵，還能看到「4457（速速回機）」、「709（去喝酒）」等當年流行訊息。
曾參與多本黨外雜誌編輯的邱萬興回憶，1980年代為躲避查禁與搜查，編輯團隊經常深夜才開始工作，「天亮之前一定要編好」，才能趕在查禁前送出去。
綠色小組代表李三沖則表示，1980年代民主運動蓬勃發展，但主流媒體往往扭曲、忽視社會運動，因此綠色小組改以家用攝影機走上街頭拍攝，再透過地下放映與錄影帶流通，把「與電視台完全不同的現場」傳播出去。他提到，綠色小組1989年甚至曾自海外引進無線電視發射設備，短暫成立「綠色電視台」，試圖突破媒體壟斷。
曾創辦「TNT寶島新聲」地下電台的陳貴賢則說，戒嚴年代，海外台灣人想取得家鄉資訊非常困難，早期甚至要靠答錄機與錄音帶傳遞消息，「資訊傳遞是民主最重要的基礎之一」，而今日面對資訊爆炸與假訊息氾濫的時代，社會更需要培養辨識真實資訊的能力。
1950至60年代臺灣，冷戰氛圍和「反共抗俄」的國家政策，各種口號傳單常見於日用品上，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人生大喜之日的喜帖（圖右）。（文化部提供）
單元二展出炭精棒電影放映機及反共義士血國旗，對照出國家宣傳與民間微光的強烈反差。（文化部提供）
單元三展出答錄機、傳真機及印刷機開啟的電子游擊戰時期。（文化部提供）
單元四重現2025年中國重慶大學城戚洪投影抗議事件場景。（文化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