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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官方統計數據中，中國家庭的不良貸款率「不足3%」，低於美國的4.8%，似乎一切風險都可控，但在這背後隱藏著巨大的微觀落差，彭博社報導，截至2025年底，在11億成年人口中，已有高達10.6%（約1.1億人）陷入債務逾期困境，累積個人不良貸款突破2.22兆元（人民幣，下同）。儘管中共當局已在去年夏天停止公布個人違約的匯總數據，但這1.1億名無法按時還款的人，正反映出中國實體經濟面臨的真實困境。
33歲的高芷萱向「未公開的中國」頻道訴說著內心的絕望，「我曾經也是一個擁有上千萬家產的小老闆，我有三家玩具廠、兩輛車、兩套房…如今負債200多萬，現在連一碗麵的錢都拿不出來。」在當下的中國，這並非一個孤立的悲劇。她是那1.1億個同樣陷入債務絕境的不幸者之一。
真實風險是消費能力永久喪失
在銀行的帳面中，只要借款人還在按期支付利息，或者透過債務展期、借新還舊把不良債權打包轉移，這筆貸款在帳面上就依然是「健康」的。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直言，這種官方數據與民間感知的巨大落差，是一場「數據錯覺」，「它掩蓋了中國家庭資產負債表的『技術性破產』。」黃大衛指出，中國家庭財富極大程度鎖定在房地產中，當房市暴跌、資產流動性喪失時，真實風險並不體現在不良貸款率（NPL）上，而是體現在消費能力的永久性喪失。
中年男子徐子航就是這場「技術性破產」的犧牲品。2019年，他花了135萬元買下一套公寓，頭期款42萬元，貸款93萬元，月繳5,360元。他深夜站在被查封的公寓門外，對「底層在中國」頻道講述自己的遭遇，「前兩年，生意失敗，不得已停繳房貸。但我整整還了3年多，共還了18萬多元，結果去銀行一查，近16萬元全都是利息，本金只還了2萬多元！」
停繳房貸半年後，徐子航被銀行起訴。法院通知他，房子評估價100萬元，起拍價打7折，只有70萬元。微信錢包中僅剩的幾百元也被法院凍結了。不僅頭期款和三年血汗房貸打了水漂，還倒欠銀行二十幾萬，還有這場官司的十幾萬的律師費、訴訟費和保全費。
「中國至今缺乏全國性的《個人破產法》，這會產生大量的死債。」海外中國人權律師聯盟創辦人兼理事長吳紹平律師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指出，在健康的市場經濟中，破產制度是給經營失敗者的「解套機制」；但在中國，無力還款的人會被體制簡單粗暴的打入「失信被執行人黑名單」，限制高消費、凍結帳戶，幾乎成為「永世不得翻身」的社會邊緣人。
民眾「你不仁我不義」的反叛
當這些曾經的創業者與中產階層失去正常的生存空間時，金融機構普遍採取的「抽貸」（提前收回貸款）措施，往往成為壓垮資金鏈的最後一擊，進而催生出集體的抗債情緒。
來自江蘇南京、今年32歲的陳智翔，曾向「借唄」、「抖音」、「美團」等多個平台及信用卡累計借款45萬元，如今已逾期一年。他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我原本能正常還款，是銀行突然抽貸，直接導致我資金鏈斷裂。」最讓他憤怒的是，催收公司將他欠債的消息搞得親友皆知，他如今採取不接電話、不管不顧的「躺平」態度，「既然他們利息不合規，又把我身邊的人騷擾遍了，名譽已經毀了，我手裡也有錄音，這筆錢我就絕對不還了。」
這種「你不仁、我不義」的暴力反彈心理，正在債務人群體中蔓延。吳紹平律師在中國時，接手過很多被逼得走投無路的債務人求助諮詢，「中共的體制下，不僅沒有援助他們脫身，反而加大了他們的困境。當整個社會中這樣的人越來越多，絕望會在空氣中瀰漫傳播，最終引發家庭破裂、惡性暴力事件等嚴重的報復社會事件。」
沒有補貼 還遭網貸算法獵殺
面對實體經濟的冷清與下滑的內需，中共當局推出了各類針對汽車、家電的消費貸款補貼，試圖重新刺激內需。然而，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4年5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按年下跌0.6%，為2022年12月以來再度下跌，「效果不彰，是因為經濟陷入了『資產負債表衰退』的陷阱。」黃大衛分析，當大眾對未來的收入預期降至冰點、隨時面臨裁員降薪風險時，理性選擇是去槓桿（還債）而非加槓桿（消費），「對於消費者而言，痛點不是融資成本高不高，而是手裡有沒有錢、明天還有沒有工作？」黃大衛直言。
更諷刺的是，政府的補貼資金通常設有信用門檻，往往只能流向仍具備信用能力的人；而真正陷入債務泥淖、急需現金流紓困的1.1億底層的「失信人員」，根本無法跨過信用門檻以享受補貼，何來刺激大宗消費？
儘管壞帳風險的累積已引發廣泛關注，但針對脆弱群體的「極速放款」與「低門檻」信貸廣告依然頻繁出現；黃大衛指出，大數據會自動篩選出那些已經「債台高築，但還剩下一點點還款能力和軟肋」的脆弱人群，進行精準信貸投放，不少涉世不深、脆弱的年輕人成為了這種毫無節制的資本圍獵的對象。
政府介入？律師：非出於仁慈
市場消息指出，監管層強制要求將利率壓低至20%以下、並進行12%的壓力測試，這一罕見的行政干預，其背後意圖受到關注。吳紹平與黃大衛均指出，這種焦慮的本質，是對底層秩序失控的恐懼。因為1.1億人組成的巨大債務，一旦發生結構性違約，其連鎖反應隨時會將底層的不滿怨氣轉化為直接衝擊體制的治安危機。因此，監管層試圖以強硬手段迫使網路平台「審慎經營」，本質上是在測試平台在最極端壞帳下，是否還有足夠的資本緩衝墊來「扛住」這場海嘯。
吳紹平律師擔憂，當體制的剛性調節走到盡頭，這種技術性的縫補恐難長久。他預測，在經濟持續下行的極端危機下，為了防止這顆1.1億人的「定時炸彈」全面爆炸，官方最終很可能拋棄所有市場規則，採取「一刀切」的行政命令，「要麼強制豁免部分個人債務，要麼直接以行政手段強制將這些失信人員從徵信系統中拉出來；但這絕非出於仁慈，而是出於對政權危機爆發的極度恐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