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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1月三讀通過《外送員權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簡稱外送專法），明定外送員每筆訂單的基本報酬不得低於45元，且換算時薪後不得低於最低工資時薪的1.25倍，並要求平台建立停權申訴機制、負擔保險等責任，以強化保障外送員。
不過，隨著平台營運成本增加，市場開始出現價格調整。Uber Eats 4月宣布調漲商家外送訂單服務費，美食外送調升2.5%、生鮮雜貨調升3%，並設置最高35%的服務費率。以店內售價100元的餐點為例，若平台依外送售價抽取35%服務費，店家實際僅能收到65元，若希望維持與店內相同的100元收入，外送售價就必須提高至154元，較店內價格高出54%。此外，Uber 6月10日也宣布調漲Uber One會員費，每月訂閱費從120元調漲至199元，漲幅達到65.8%。
類似情況也曾經出現在美國西雅圖。當地2024年實施外送新制後，外送員每單基本報酬由大約5美元提高至逾12美元，增幅高達133%，但消費需求卻同步下滑，總體訂單量減少逾20%。台灣的外送專法上路後，也有個別外送員反映，接單量大約減少5%~10%。
近年來在左派、進步思潮影響下，透過政府力量介入市場、以制度保障弱勢的政策逐漸增加。但當政策提高勞動保障、增加平台營運成本，進而推升市場價格時，消費者可能減少使用服務。外送專法上路後，原本希望保障外送員等勞動弱勢的政策，是否可能因為市場機制變化而產生不同結果，引發外界討論。
最低報酬或形成定錨效應
前桃園市議員、企業家王浩宇接受《大紀元》訪問時指出，外送市場的資金來源最終仍來自消費者，無論制度如何調整，增加的成本最終都會反映在消費端。當外送專法提高平台營運成本後，平台可能透過調漲店家抽成等方式因應，進而推升外送價格，消費者的使用意願因而降低，影響外送需求與訂單量。
「企業面對成本增加時，本來就會尋找降低成本的方法。」王浩宇認為，若政策只設定最低報酬標準，仍可能留下調整空間。以每筆訂單基本報酬不得低於45元來說，平台可能利用最低標準形成「定錨效果」，將原本較高報酬的長程訂單調整至45元附近。
他舉例，過去外送員可能透過接取較遠距離訂單、提高接單效率或參與達標活動以增加收入，但在最低報酬制度下，部分報酬的差距可能縮小，因此影響外送員提升效率的誘因。雖然新制度以保障外送員為目的，但也可能讓平台找到合法調整報酬的空間，使「保障最低報酬標準」反而可能成為平台降低成本的依據。
此外，王浩宇認為，外送工作具有可取代性高、進入門檻較低的特性，以法律強制提高報酬未必能改變市場對該類工作的定價，反而可能造成價格提高、訂單減少，最終影響外送員的收入。這反映出政府介入市場時，若制度設計未充分考量市場運作，可能產生與原先政策目的不同的結果。
政府介入為矯正市場失靈
淡江大學經濟學系教授蔡明芳接受《大紀元》訪問時表示，外送專法實施後，平台的成本增加並透過價格調整轉嫁給消費者，導致需求下降，這是市場反應，而非外送專法造成的問題。外送員提供勞務本來就應該獲得合理報酬，不能為了維持低價服務而壓低外送員收入，否則等同於犧牲勞工權益來補貼消費者。
對於外界質疑政府干預市場，蔡明芳認為，這樣的說法並不精確。他指出，政府並非不能影響市場，重點在於介入原因與目的。若市場價格主要由單一平台決定，外送員與消費者都缺乏足夠的議價能力，這本身就是市場失靈問題，所以政府介入是在調整平台定價機制，而非破壞市場機制。
蔡明芳表示，若平台利用制度調整報酬，應該檢視的是平台定價方式與市場結構，而不是否定保障勞工的政策方向。他強調，「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只是這個午餐誰幫你付而已」，若消費者享受了較低價格，其成本仍可能轉由其他群體承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