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瀕死體驗後性情大變 活得更清醒、自在

跨過那道光走出來的人,研究者追蹤了二十年,他們帶回來的改變,幾乎從不消退。(Lumi Liu提供)
跨過那道光走出來的人,研究者追蹤了二十年,他們帶回來的改變,幾乎從不消退。(Lumi Liu提供)

文/Makai Elías Calles 編譯/健康內容團隊
有過瀕死體驗的人,在研究中一再被觀察到同一個現象,他們「回來」之後,人生發生深刻且持久的改變。這種改變可以追蹤、比較,而且不分文化、年齡、信仰背景。

1984年7月2日,道格帝(Ned Dougherty)在一場商業糾紛後突然倒地。他一度呼吸、心跳停止,臨床死亡的時間長達1小時6分鐘。

道格帝後來回憶,他感覺自己的意識離開了身體,看著醫護人員在一旁搶救,接著進入一片光裡,那光比陽光還亮,卻不刺眼、不讓人難受,他還在那裡遇見了已經過世的越戰袍澤。

這是道格帝的個人陳述,不是能獨立查證的事實。不過接下來發生的事,是外人看得到的:他賣掉夜總會,戒了藥和酒,開始做一些他過去看不起的工作,刷馬桶、倒垃圾、在路口指揮交通。四十年來,他不斷演講、寫作,講述自己的經歷。

而道格帝並不是特例。

「持久的改變」,是所有研究瀕死體驗裡最一致的一項。2024年,目前規模最大的瀕死體驗資料庫「瀕死體驗研究基金會」(NDERF)做過一份調查:將近八成經歷瀕死體驗的人表示,回來以後人生出現了中度到重大的改變,有人重新排列人生的輕重緩急,有人換了跑道,選了新的職業方向,甚至整個看世界的方式都變了。

不過,最有分量的科學證據,來自一項設計更嚴謹的前瞻性研究。

研究:八年後 改變還更深了

荷蘭心臟科醫師洛梅爾(Pim van Lommel)和團隊,針對心跳停止後被救回的倖存者,做了一項前瞻性研究,並於2001年發表於《刺胳針》(Lancet)。所謂「前瞻性」,是指他們在事件一發生就立刻記錄、再往後長期追蹤,而不是事後靠當事人回憶。研究還設了對照組,也就是同樣心跳停止,但沒有瀕死體驗的存活者,並在兩年、八年之後分別回訪。

結果發現,和沒有瀕死體驗的倖存者相比,有過瀕死體驗的人:對死亡的恐懼明顯降低,更傾向相信死後仍有某種形式的存在、對生命意義的追尋更強烈,也表現出更多的慈悲與愛。

更關鍵的是,這些改變到了八年後的追蹤,不但沒有褪色,有些甚至更深了。這一點,讓研究者排除了「只是一時的心理反應」這種解釋。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精神科醫師格雷森(Bruce Greyson)主持了目前追蹤時間最長的瀕死體驗資料庫,把受訪者在事件當下和二十年後的態度拿來對照。他的結論是:瀕死體驗是「態度改變能長期維持的一個異常案例」,因為人生大多數的高峰經驗都會隨時間變淡,唯獨這類改變不會。

3個關鍵 為什麼改變不會淡化

傑佛瑞.朗(Jeffrey Long)醫師在2024年發表於《復甦》(Resuscitation)期刊的研究裡,比較了834位有瀕死體驗的人,以及42位曾一度瀕臨死亡、卻沒有瀕死體驗的人,歸納出三個反覆出現、像是「改變引擎」的共同元素。

關鍵一:在心跳停止的當下,親身「看見」自己的意識還在。幾乎每一位瀕死體驗者提到的第一件事,都是在體驗當下「發現」自己的意識,在身體停止運作之後居然還在。很多人描述,在臨床上已經失去意識的狀態下,自己「看到」了急救現場的細節,這些細節事後還被醫護人員證實。

朗從NDERF資料庫裡分析了兩百多個「離體觀察」的案例,聲稱其中超過98%的描述事後被證實準確。這個數字要保守看待:它出自他自己管理、性質非正式的資料庫,而不是由獨立研究者在受控條件下驗證出來的。這是一個值得認真追下去的方向,但還算不上已經定案的科學結論。

關鍵二:他們帶著一個「任務」回來。使命感,是把一次體驗真正轉化成另一種生活方法的催化劑。道格帝說,他在體驗中被交代要去做慈善,把祈禱帶進日常生活;回來以後,他花了三十年演講與寫作。

另一個廣為人知的案例是布林克利(Dannion Brinkley)。1975年9月17日,他在南卡羅萊納州講電話時被雷擊中,臨床死亡28分鐘。他描述自己在體驗中被告知要去幫助臨終的人。1997年,他共同創辦了非營利組織「微光旅」(The Twilight Brigade),專門確保不讓任何一位退伍軍人在無人陪伴下離世。至今他累積了超過三萬四千小時的安寧照護志工時數,陪伴兩千多人走完最後一程。

研究者也注意到,這種使命感往往伴隨著不小的個人代價,放下原本的事業,投入幾十年沒有酬勞的工作。正因為這個模式在許多案例裡一再出現,研究者才把它看成瀕死體驗現象的一項定義特徵,而不是偶然的副產品。

關鍵三:從每一個你傷害過、幫助過的人眼中,重看自己一生。有一部分瀕死體驗者描述,自己在體驗中經歷了一場「人生全景回顧」:從每一個和他有過交集的人的角度,去感受自己當年的言行給對方帶來了什麼;同時衡量自己這一生,是否對得起某種共通的道德標準。

朗認為,這或許正是這種改變之所以持久的關鍵。改變並不是建立在「相信死後有另一個世界」這種信念上,相信這件事的人很多,生活卻沒有因此改變;改變是來自親身感受到自己被看見,是從每一個受過自己影響的生命「內部」被看見,並接受一種無法歸因於自身創造的善的標準來衡量。

這三個要素在一次經驗中同時實現,就足以澈底改變一個人的人生。這是個引人深思的觀察。精神科醫師格雷森在二十年後的追蹤裡說,人生大多數的高峰經驗都會隨時間退去,這類改變卻不會。

79% 的瀕死體驗者表示,體驗過後人生出現中度至重大的改變79% 的瀕死體驗者表示,體驗過後人生出現中度至重大的改變(大紀元製圖)

這個現象為什麼值得認真對待?

無論我們如何解讀瀕死體驗的「內容」,「改變本身」都是一個值得認真看待的現象。它提醒我們:關於意識的本質、生命的意義,人類的理解力只停留在邊界,那裡仍是我們正在探索的地方。

後記

作者簡介:本文作者卡葉斯(Makai Elías Calles)目前正在拍攝紀錄片《最後時刻》(Final Hours),延伸「意識從何而來?」系列, 2026年6月首映。他在這篇文章裡,既是報導者,也是這個題目的積極研究者與記錄者。

在製作過程中,他訪問過一位前哈佛神經外科醫師(因腦膜炎陷入昏迷後有過瀕死體驗)、一位在心臟手術中心跳停止的棒球投手、一位在車禍中受創的年輕女性,以及一位器官衰竭的癌症患者。他說:「他們的體驗完全不同,但他們拿這段體驗去做的事,是一樣的。」

常見問題

Q:瀕死體驗在科學上被認可嗎?

就「人們在瀕臨死亡後會報告某種主觀體驗」這件事來說,它是有研究基礎的現象。洛梅爾等人發表在《刺胳針》的前瞻性研究、格雷森在維吉尼亞大學的長期追蹤,都是相當嚴謹的嘗試。但這些體驗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是意識能在身體之外繼續存在的證據,還是大腦在極端壓力下產生的複雜神經現象,科學界目前並沒有共識。這是一個還在進行中的討論,而不是已有定論的領域。

Q:這些體驗者說的,我可以「相信」嗎?

研究者常見的做法是:把體驗者的陳述,當成「真實發生過的主觀體驗」來認真看待,並研究它帶來的後續影響,也就是它如何改變一個人的行為和態度;至於體驗中那些超自然的部分,則在方法上保持開放,也保持謹慎。這樣的立場,讓研究者不必先認定「死後有另一個世界」,也能對這個現象做出有意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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