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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遲到、曠課不得再記警告，引發教師質疑管教權遭限縮；另一方面，職場霸凌防治正式入法，也讓部分企業擔憂合理的管理界線愈趨模糊。律師劉韋廷指出，從校園到職場的制度改革，背後反映的是社會價值的轉變，當制度越來越重視個人權益保障，過去透過管教、懲處建立責任感與紀律的做法便逐漸受到限制，長期可能衍生負面效果。
日前傳出桃園市教育局要求各校修正校規，學生若遲到、曠課不得再以記警告方式懲處，引發不少網友憂心，認為未來學生蹺課不用負責，老師也失去了管教權。對此，教育部回應表示，相關政策已實施多年，並非近期新修，且教師依法仍可採取書面反省、生活教育紀錄、通知家長等輔導與管教措施，並非取消管教權。
不過，第一線教師仍反映，該制度少了讓學生「承擔後果」的機制，且學生因遲到、曠課、缺交作業、成績落後後續衍生的通知家長、補救教學、補考安排、行政作業及相關績效責任，幾乎仍由教師承擔，形成「學生責任減少、教師負擔增加」的情況，質疑權責失衡。
類似的討論，也出現在職場管理。今年7月1日《職業安全衛生法》「職場霸凌防治專章」正式施行，首次將「職場霸凌」明確納入法律規範。勞動部指出，並非勞工主觀感到不舒服就構成職場霸凌，仍須符合社交排斥、言語暴力、職務干預等法定認定要件。然而，企業憂心的是，合理的績效要求會被濫訴成霸凌。
律師劉韋廷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表示，隨著社會價值觀改變，過去被視為理所當然的教師管教或僱主管理方式，如今都被重新檢視。從法律角度來看，這確實代表教師的部分管教工具已被移除，部分過往的管教方式也被重新評價。這不僅讓許多教師感受到管教權受限，也引發外界討論：在強化學生權益保障的同時，是否也過度壓縮了合理的管教空間？
談及職場霸凌防治專章，劉韋廷認為其發展趨勢與教育制度相當類似。企業原本會依能力、經驗及資源配置工作，並依績效與能力分配職務；然而，當法律更加重視員工在管理關係中的感受與權益保障後，企業原有的管理裁量空間也可能受到更多限制。
他進一步指出，若制度長期偏向保障勞工或學生權益，而忽略管理與管教需求，仍可能衍生新的問題。例如在教育現場，因教師管教風險提高，可能降低優質教師的留任意願；企業則可能因管理成本增加，加速導入AI與自動化設備，降低聘僱人力需求。
針對法律可能影響合理的教育、管理或紀律要求，劉韋廷認為，這正是立法長期面臨的課題。目前許多法律仍使用「合理」、「公平」等抽象概念，雖保留彈性，同時也增加不同解釋的空間，但規範的愈具體，又可能留下條文漏洞。隨著法律持續重新劃定權力界線，可能帶來哪些長期效應，甚至是否為負面效果，都值得持續觀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