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斯定理與中國黑板經濟學

⊙謝田

寇斯1937年的論文《企業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引入了交易成本的概念，用於解釋企業的本質及局限。他1960年的「社會成本問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指出，明確界定的財產權，可以克服交易的外部或延展的成本（externalities），這就是他的「寇斯定理」。這兩項研究導致他後來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的論述中，有個有趣的例子，涉及交易的外部或延展性成本該誰來承擔。比方說，如果一個牧場主的牛跑到了鄰居農場主的田裡，踐踏了莊稼，這損失（負面成本）該誰來承擔？如果由牧場主來負責管住這頭牛，假如牛沒被拴牢，牧場主和農場主都會受到損失。

寇斯認為，如果沒有交易成本，產權的初始分配對農場主和牧場主是否能實現經濟效益，根本就無所謂。假如用建圍欄來擋住牛，建圍欄的成本如果低於莊稼損失的成本，圍欄就會建起來。最初的產權分配決定了誰會負責建這個圍欄。

如果農場主要對莊稼損失負責，農場主會付錢建圍欄；如果牧場主要對莊稼損失負責，牧場主會付錢建圍欄。產權的分配是一個社會公正的問題，對財富和收入分配有後續的影響，這並不是一個經濟效率的問題。

如果交易成本足夠大，財產的最初分配既影響社會公正，又影響經濟效率。單從經濟效率的角度看，劃分產權時，應該使產權的擁有者願意進行有經濟效益的行為。

也就是說，如果對牛不加限制最有效益，產權應該給予牧場主，這樣牛就可以自由自在的跑；如果對牛加以限制最有效益，農場主應該獲得產權，他會把牛用圍欄圈起來。

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現在拍賣無線電波的頻譜給手機公司、通訊公司使用，該做法與寇斯有關。寇斯反對原來的頻譜執照的做法，認為產權是把頻譜劃給使用者最有效的方法。

從黑板經濟到新經濟思考

從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迫使經濟學家們重新考慮自己領域的局限。前美聯儲主席葛林斯潘也承認，市場也許不能真正的進行自我調節，而經濟看不見的手在背後所起的作用更加撲朔迷離。

寇斯比葛林斯潘更往前進了一步，他認為經濟學研究抽象的概念和數字，沒有研究具體的企業和個人，他不認為那些實證主義的數學模型可以解決問題，經濟學家們必須從根本上改變觀念、重新思考。　

寇斯的主意是在他與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王寧（音）合作時開始的。來自湖北魚米之鄉的王寧和寇斯都沒有經濟學的訓練，所以，按寇斯的說法，他們都沒什麼框框；不是正統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自然也不受當前主流經濟學思潮的影響和左右。

4年前，寇斯和王寧在中國主持學術會時，發現許多中國學者從來都沒有與本國的政策制定者和業界人士搭上話，他們只學「黑板經濟學」，一些理論和數學模式及數據，並不知道真實的世界是怎樣運作的。

寇斯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個專注於案例研究的學術期刊，進行歷史的對比，不僅用定量的數據，更用定性的資料來研究經濟問題。當然，寇斯的理念並不是全新的，他只是又一個知名的學者在提出這個主意。

19世紀時的德國經濟學者，就在質疑經濟學的研究，究竟是應該從理論模式出發，還是從實際觀察和歷史資料出發。寇斯的定理，對當前中國社會頗有現實意義。最近人們在議論中共元老、巨頭和八大家族擁有的天量財富，和他們的權力壟斷。

中國經濟不管增長得快或慢，效率不是主要問題，其財富和收入不均所涉及的最根本的東西，是產權的原始分配；是中國的土地、市場、資源和金融資產如何分配的問題。

寇斯發現中國的政策制定者與研究者脫節，很多中國學者紙上談兵，這並不奇怪，因為政策制定者根本就不想聽到真正的知識分子發自內心的聲音。

無論如何，寇斯提出的遠離實證主義桎梏，全方位研究人和社會、經濟的關係，的確此其時也。

──轉自《新紀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