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共產黨與二二八事件（二）

前文中提到，1928年台灣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時，提出「台灣民主、台灣革命、和台灣獨立」三大主張。然而我們看到今天中國共產黨不斷叫囂反對台灣獨立、反對分裂國家領土，去年3月中共人大還通過了「反分裂法」（Anti-session Law），直接導致3月26日50萬台灣人民走上街頭「向中共嗆聲」，反「反分裂法」。總統府前「九評共產黨」、「天滅中共」的巨型標語與橫幅，首次登上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國際大媒體。那為什麼台灣共產黨在當時主張「台灣獨立」呢？

20世紀大部分的運動與革命都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有關，因為民族主義含有巨大的能量。孫中山在革命的時候，就訴諸於「驅逐韃虜、恢復中華」，這是利用漢民族的民族主義來對抗腐敗的滿清政府；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後，馬上轉而主張「五族共和」。同樣地，共產國際在全世界搞共產革命時，也是不斷地利用「民族主義」的巨大動能；所以，「民族主義」在政治人物手裡，其實只是利用來煽動的民眾情緒最有效的工具。

台灣在1895年後是日本的殖民地，那麼「打倒日本鬼子」等反日、抗日的呼聲，當然對台灣人而言，就是最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民族主義訴求。那時在全世界的各個殖民地中，尋求「自治」與「獨立」呼聲響徹雲霄。無可諱言，「自治」與「獨立」是很「迷人」、而且有「學術基礎」的訴求，「革命」更可以煽動眾多年輕人與理想主義者的熱情。雖然獨立成功後未必真的是好，革命也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犧牲與革命者都不希望發生的悲劇，迷人的夢想也可能也會在經濟貧窮與社會動亂裡幻滅。但是在一個沒有希望的社會裡，「革命」，就是唯一的希望！

然而當日本因戰敗而撤離台灣時，這股已被激起的民族主義能量，並不會立即消失。當回歸祖國懷抱的夢想與期待，隨著接收者陳儀政府的「劫收」而逐漸破滅，不滿的情緒最後演變為請願與遊行，又遇到執政者的「無差別鎮壓」，從此，台灣應從中國獨立出來的「台獨運動」，也就是台灣人的民族主義，獲得了更巨大的合理性與能量。1947年二二八事件後「台獨運動」的訴求對象，也就從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轉移至對抗國民黨政府的威權統治。

簡炯仁先生在所著《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對於1920-1930的台灣共產黨的發展，下了這麼個結論：「台灣共產黨人，將共產主義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緊密結合，以致兩者變成密不可分。台灣共產黨人最大的成就，是使共產主義變成一個當時台灣社會極為靈活的一股勢力，而且他們也為台灣民族運動，締造了空前的，縱使是一種不穩定的團結。因此，當共產主義運動衰弱時，其他非共的民族運動，也相繼衰弱了。」

1945年10月，有「台共中央派首領」之稱的謝雪紅，率其幹部楊克煌、侯北海與李喬松等，利用國民政府尚未抵台接收的空檔期間，在台中市組織「人民協會」，以促進民主政治為護符，到處散發傳單，並迅速在霧峰、竹山、溪湖、員林、台北等地，設置分會，以為呼應，俾擴大其聲勢。

1946年3月，「人民協會」被政府勒令解散，但謝雪紅又於同年4月組織「台中市婦女會」，並且自任理事長。其後又囑其黨徒蔡為、林添進、陳瑞年，在台中縣梧棲鎮組織「勞動聯盟」、「青年聯盟」及「正義陣」（即國術館）等非法組織，一面吸收地痞流氓，一面公開宣傳共產主義。

1945年9月，中共命蔡孝乾自延安來台建立「黨」的組織。1946年8月，蔡孝乾邀「台共」謝雪紅、陳福星、簡吉、廖瑞發、張明顯，在台北市永樂（即迪化街）林樑材家中集會，宣佈「中共」指示，正式成立「台灣省工作委員會」。這是台灣光復後，「中共」直接在台建立的「組織」，也是光復後「台共」開始「黨的組織活動」。

由於原先有「台共」組織及幹部的原因，「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在短期內就先後建立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嘉義、高雄等地區「工委會」及「支部」10餘處。為了便於領導，並成立「台北工作組」、「台中工作組」、「台南工作組」3個專設組織，以分別控制指揮各「地區工委會」或「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