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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牆倒塌30年]前外交官:舉家大逃亡 穿越柏林牆(中)

【記者Herbert W. Stupp、王亦笑/德國報導】記者:您是否還記得聽到父母談起過打算逃離東柏林的計畫?

沃爾特:不,他們從未在孩子面前談論過此事。但我們注意到,從1961年8月13日起,當我們與西柏林和西德的邊境完全封閉時,他們的心情發生了巨大變化。

我父母於1961年9月,很快安排了一次在圖林根的家庭度假。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們是為了查看「綠色邊界」(Grüne Grenze),這是與西德接壤的茂密樹林,如果在籬笆中找到無人看守的洞,我們就可以穿過去。但那時武裝警衛和訓練有素的警犬對邊境管制已經非常嚴格,以致風險太大,這顯然不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記者:孩子很難守住祕密,您父母之所以對你們隱瞞逃亡計畫,是怕你們走漏風聲吧?

沃爾特:或許是,他們真的做得很好。直到最後一天,我和弟弟還什麼都不知道。姐姐們可能知道得更多些,可以肯定的是,她們被囑咐過不能說。一般來說,東德人已經習慣於在公共場合保持謹慎和沉默,因為你永遠不知道誰在偷聽。

記者:談談幫助你們逃離的團體和那些勇敢的人們,你們是怎麼穿越柏林牆的?

沃爾特:幫我們逃離的是從小和我父親一起長大的玩伴,他是西德的一名新教牧師,他聯繫了一個瑞士學生團體,該團體制定了幫助我們從東德逃離的策略和具體計畫。該團體的成員以東柏林一日遊的訪客身分前來,與我父母取得了聯繫。

他們提出的計畫是,讓我們帶著偽造的瑞士護照,從東柏林以「回程遊客」的身分前往西柏林。我們家要分成3個小組,去往不同的檢查站。我母親同意了,前提是她不能與8歲的雙胞胎兒子分開,計畫因此有一些小的改變。

為了最大限度降低暴露風險,我們對所有東柏林的朋友隱瞞了逃亡計畫,只有一位例外,那是一位非常值得信賴的朋友。他將我們的家犬Mira帶到了西柏林和西德之間過境公路上的一個停車場,然後將Mira交給了「恰好」在那裡等待的西柏林朋友。

記者:您與家人逃亡的經歷像是一部驚悚電影。告訴我們逃亡日是哪天?那天都發生了什麼?

沃爾特:逃亡日是1961年11月11日,一個下著雨的星期六。父母允許我和弟弟看電視直到深夜,這對我們來說很不尋常。我們被告知,全家人稍後將拜訪西柏林的一位叔叔,他的家中有一個很大的鐵路模型。

接下來就是換衣服。我母親穿上與平常不同的服裝,這些服裝只帶有西方國家公司的標籤。這是一個預防措施,可以應對在檢查站碰到脫衣搜身的情況,因為瑞士遊客決不會穿著帶有東德標籤的衣服。

到了晚上,我們6個人開著一輛瓦特堡(Wartburg)家用汽車駛向市區,停在了歌劇院附近的某個地方。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我們見到了幫助我們逃離的瑞士人。我母親帶著我和弟弟坐上了配有瑞士車牌的汽車,開車的是一個陌生人。

下一個任務是吃安眠藥,使我和弟弟昏昏欲睡。而且我們每個人都有了一個瑞士名字,以防邊境檢查站有人直接問我們。那時,我們意識到正在發生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

服用安眠藥對我沒有任何作用,所以我記得那段旅程的全部細節:檢查站的長途汽車排成行,前座的母親和駕駛員像是老朋友一樣聊著天。邊防警衛是一個胖女人,有濃重的薩克森口音。她的舉止極為不友善,或許想證明自己在工作中可以像男人一樣強硬。她專注於檢查成年人,沒太注意在後排座位上的我和弟弟。

記者:當全家人在西柏林重聚的時候,一定非常激動人心。您能形容一下嗎?

沃爾特:集合點是西柏林的一家深夜咖啡館。我們先到了那裡,已經是午夜了。我記得我和弟弟已經很累了,一直問母親其他人何時會來。她非常耐心地回答了我們幾次,向我們保證我們的父親和姐姐們會隨時出現。那時她的冷靜和克制,讓我這一生都感到非常佩服。

當他們終於到來時,大家都流下了眼淚,不停地擁抱、無比感激,但是這一夜還沒有結束。接下來,我們去按了朋友家的門鈴,他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會來。但那段時間西柏林的人們隨時做好準備,因為柏林牆另一側的人們可能會突然來訪。那天晚上,迎接我們的是敞開的門、溫暖的床和熱情的關懷。第二天(星期日),我們去商店買了第一樣東西——6把牙刷!(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