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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名退出共產黨」，前中國黑龍江省雞西市副市長李傳良8月19日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自己要實名退出中共黨、團、隊。事實上，李傳良在2014年時就主動要求退出副市長職務及公職，多年拒絕繳納共產黨黨費，隱性的脫離共產黨黨籍。
2020年2月14日，李傳良前財政局下屬、後升任雞西市恒山區委書記孔令寶，因發表中央隱瞞中共肺炎（武漢肺炎）疫情的言論，遭舉報後革去職務；當日下午孔令寶就遭警方逮捕，家中和辦公室都被澈底搜查。李傳良獲悉後，擔心自己過往的言論與觀點也會遭株連，在海外民運人士協助下，輾轉周折在疫情下驚心出逃，近日才抵達洛杉磯。
「我真的沒辦法再幹下去了」
不少人都質疑李傳良為何要辭去公職？就算不當副市長，他依然也是廳級幹部，在中國享有許多特殊福利與待遇。但他說：「真正的好朋友，知道我心路歷程的人都覺得我做的對。沒辦法，我真的沒辦法再幹下去了。」
1983年李傳良開始參加工作，他擁有中國註冊會計師、註冊審計師、註冊稅務師執照，畢業於清華大學經管學院EMBA碩士，後又獲高級會計師認證，在工作第四、五年後李傳良獲批入黨。李傳良表示自己多年來都是從事實際的財務工作，屬於技術人員，一直與政治圈格格不入。
2011年末，因工作單位調整，李傳良被任命為雞西市副市長。他在近3年的副市長工作中，逐漸進入市政核心，看到了各種腐敗的決策方式與工程弊案，他說：「搞工程、搞土地都有公款消費，在所有大城市裡都有這些情況」，但因位卑言輕，李傳良也只能儘量制止或不執行某些案件。「我也曾經很直言，去舉報過，但結果處罰很輕，都是官官相護。」李傳良也曾被上級威脅利誘，暗示他只要配合，就會有提級晉升的機會。
最後李傳良決定主動請辭，單位也發現他態度消極，2014年將其調任鶴崗副市長。李傳良說：「因為我是有情緒的，不想幹了。所以後來工資遭停發、退休、保險也被終止。」
中共官媒報導李傳良於2012年5月正式任雞西副市長，他表示這是因程序操作而出現時間差，中共的官員任職並非選舉，大多都是內定、安排，共產黨要誰上去，就誰上去，所以官員正式任職會出現一個月甚至是半年以上的時間差異。李傳良說：「官方說法僅供部分參考」，實際上他於2011年末就正式任雞西市副市長。
2017年，李傳良正式澈底離開中共及政府體制，俗稱「裸退」，成為「自由人」。他說：「當我拿到護照的時候，才覺得自己是真正的自由，還開心地打電話告訴朋友。」之後他就一直擔任企業的稅務顧問，兼做些個人生意。
憂心中國會回到文革時期
中共肺炎疫情前，李傳良常與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評論時局與政府決策，他說：「其實以前也不是沒有擔憂，只是沒想到會這麼嚴重。」小範圍群聊、吃飯時，他與友人都會談及中共體制問題，討論「黨」的弊病。但他認為目前中國的情況，可能所有人都不敢說了，因為中共鼓勵監督舉報、縮緊言論自由，尤其是「天眼工程」，天上、地下的各種監視，民眾大多是敢怒不敢言。他很憂心中國會回到文革時期，因為相互舉報，所以造成夫妻反目、父子成仇。
李傳良說：「我們都是敢於說話的人，但太說實話了。」孔令寶被抓捕的罪名中有一條是「發表不當言論」，但究竟什麼是「不當言論」？身為現任共產黨的第四級書記，但孔令寶卻說：「不能再給共產黨賣命了，不能給共產黨幹了。」這則私人對話遭錄音舉報，孔令寶也因而獲罪。
李傳良表示，今年2月初中國疫情感染嚴重，但官方不讓地方官員上報，孔令寶作為轄區內的一把手，親眼看到當地枯竭煤礦區的失業工人們接二連三地罹患中共肺炎，疫情傳播實在太嚴重了，所以決定向上反映，但最後中共卻給他羅列了一項「疫情防控失職」的罪名。他說：「中共想抓誰就抓誰，孔令寶獲罪其實也是中共內部的派系鬥爭，舉報人也是內部人士，孔令寶下臺了，他就上去了。」
李傳良說：「這是典型的背鍋，真正為老百姓說話的反而獲罪。」他認為當時中共官方已公布了中共肺炎疫情，孔令寶也不是吹哨人，「他說的已經很慢了，早說一天，可以少死很多人。」但中共仍要孔令寶當「替罪羊」。
疫情爆發後，每個中國人都被安上了一個健康碼，其實就是戴上了24小時、全方位的監控器，不過大多數老百姓們都是能保命就好，其餘的誰也沒辦法想太多。李傳良說：「我從來不看中共給的數據，我也不信。它太不透明了，數據也不準確。誰信啊？但誰敢說呢？」
勇於發聲，讓更多人一起站出來
據李傳良所知，他的確聽聞過中共高官都在服用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但絕大多數的中國人都不知道，除非是體制內部、或透過網路翻牆從海外獲得資訊的人才會有所耳聞，李傳良在中國時也曾多方打聽這個藥品，但買不到。他說：「現在中國的社會環境就是表面文章比較多，真實的比較少；虛假的比較多，真正的比較少。」
大部分的下崗工人都沒有收入，大家都在擔心未來怎麼辦，都在能存點糧食算一點的情況下求生存。
李傳良認為中共獨權專政，失去民間、社會與國際的監督，許多政策不符合民意， 不合乎現實。他說：「哪有房子蓋了幾年就拆了？這裡面有開發商利益啊！」這就是政策腐敗的原因，中國沒有公正的政策，只有為了利益群體設立的政策。
李傳良曾遭實名舉報失職、瀆職，他表示那個案子是因轄區下的城鄉建設局官員貪腐，民眾連名舉報副市長，提高問題層級、獲得更多輿論關注。李傳良說：「根本沒我什麼事，最後還是我幫舉報人解決了問題，是民眾想找人解決問題，所以扯上我。」他認為中國的「上訪」絕大多數都是事出有因，一個人、兩個人可能是個人問題，但這麼多人上訪，代表政府官員有很大的問題，中共體制就是中國最大的問題。
李傳良認為在中國，不論是高官、企業家或知識分子，只要稍微有點良知，都會有很大的精神壓力，除了要面對中共政權的各種打壓政策，還要擔憂自己的人身安全，他說：「現在中共的官員也是高危險、高風險的工作。」逃離中國後，他決定要勇於發聲，因為唯有站出來，才能讓更多人一起站出來，才能真正保護到自己的親友與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