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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憶「六‧四」:華郵記者目睹成堆屍體

自由亞洲電台執行編輯兼副台長、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首席記者邵德廉。(VOA)
自由亞洲電台執行編輯兼副台長、前《華盛頓郵報》駐北京首席記者邵德廉。(VOA)

1989年「六‧四」槍響後,當時任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站長的邵德廉 (Dan Southerland)在醫院見到了成堆的平民屍體。他說,死難者更多的是工人和市民。這位資深媒體人日前接受了美國之音記者莉雅的專訪,談到了這場鎮壓的殘酷以及他身邊的中國民眾表現出的愛心與勇氣。

木樨地的槍聲

問:「六‧四」事件爆發時,您當時在哪?是怎麼得知這個消息的?

邵德廉:「我的一個英國同事從木樨地打電話告訴我,說他們在那裏開槍了,他並向我做了描述。我在北京飯店裡也租了一間房,在那可以看到天安門廣場。」

邵德廉當時手下有好幾個記者,在不同的地方收集信息,而他決定坐鎮北京飯店,以便於聯絡。

他說:「我還從我在建國門外大街的記者那裏得到消息,說有一名男子被一輛裝甲車碾死了。這是我獲得的有關這次事件最直接的一個報導,我也知道廣場西邊也發生了有人被打死的事。」 

1989年6月4日夜,中共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對國民開槍,三輪車載著受傷學生撤離現場。(AFP)
1989年6月4日夜,中共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對國民開槍,三輪車載著受傷學生撤離現場。(AFP)
1989年6月4日夜,中共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對國民開槍,三輪車載著受傷學生撤離現場。(AFP)
1989年6月4日夜,中共軍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對國民開槍,三輪車載著受傷學生撤離現場。(AFP)

邵德廉:手下記者遭到毆打與拘留

他手下有一位叫做喬納森的記者會說中文,6月3日晚上在天安門廣場上一直呆到凌晨1點左右,在裝甲車進入廣場之前一直在那,但是隨後失蹤了36個小時。邵德廉後來才知道,喬納森遭到便衣警察的毆打後被帶到國安局的一個拘留所,不得不在認罪書上簽字後被扔到距離北京幾英里的一個村子裡,一步一步走回北京城。 

台灣人權組織說,有意申請將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前的自由廣場中的一部分,命名為六四歷史現場,以地磚鑲嵌坦克等方式表現當年「六‧四」的情景。圖為1989年6月6日,軍隊和坦克車仍看守在北京天安門長安街上。(AFP)
台灣人權組織說,有意申請將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前的自由廣場中的一部分,命名為六四歷史現場,以地磚鑲嵌坦克等方式表現當年「六‧四」的情景。圖為1989年6月6日,軍隊和坦克車仍看守在北京天安門長安街上。(AFP)

邵德廉:在醫院看到成堆的屍體

「六‧四」發生後,邵德廉也去了天安門廣場並在醫院看到堆積在那裏的屍體。

邵德廉:「我去了一家醫院,要求醫生讓我進去,我知道這裡堆了屍體。這個時候,當局已經開始鎮壓了並下達了不要讓外國人進來的命令,但是這位勇敢的醫生說,『我讓他進去。』我進去後看著死屍堆,我意識到,他們的年齡偏大,不可能是學生,他們都是北京的普通市民。所以我們必須記住,在「六‧四」事件的死亡者中, 最多的是北京市民、工人,而不是學生。」 

「六‧四」部分圖片展覽。(「六‧四」檔案圖片)
「六‧四」部分圖片展覽。(「六‧四」檔案圖片)
「六‧四」部分圖片展覽。 (「六‧四」檔案圖片)
「六‧四」部分圖片展覽。 (「六‧四」檔案圖片)

由於中國當局隱瞞真相,到目前為止,外界仍然不知道「六‧四」事件的死難者究竟有多少。

邵德廉:「我當然不知道所有的人數,儘管我有我的估計。我估計至少有七、八百,但也可能超過了1,500人。不過讓我感到很沮喪的是,直到今天,我們都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

但他認為,有一天真相會大白於天下。他還相信,那些被調到北京對民眾開槍的士兵中,有很多人是不願意做這件事的,而且他們終究有一天會講述這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