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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國會改革跳票 黃國昌籲各黨選前畫押

中研院研究員黃國昌建議,各政黨應該派黨魁或代表針對「台灣需要一個什麼國會」進行公開政策辯論,供選民作為投票參考。(記者陳柏州/攝影)
中研院研究員黃國昌建議,各政黨應該派黨魁或代表針對「台灣需要一個什麼國會」進行公開政策辯論,供選民作為投票參考。(記者陳柏州/攝影)

文/記者吳旻洲
立法院長期存在許多亂象,一直為各界所詬病,雖然國會改革的呼聲不曾間斷,但每當4年一度的立委選舉落幕後,所有費盡心力聚集的改革能量卻也隨之煙消雲散。中研院研究員黃國昌建議,各政黨應該派黨揆或代表針對「台灣需要一個什麼國會」進行公開政策辯論,供選民作為投票參考,並對成立「國會頻道」、透明「黨團協商制度」在「選前劃押」,才能杜絕選前、選後說法不一的問題。

近日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舉辦「從外國國會制度看台灣國會改革」座談會,邀請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徐永明、台北大學公行系助理教授陳耀祥、中研院研究員黃國昌等多位專家,共同探討台灣現行的國會制度存在的問題及改進之道。

陳耀祥表示,現行的立法院制度是國民黨還在中國時所建立的,但職能不完全等於西方民主國家的國會,所以大法官釋字76號才會解釋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等同於民主國家的國會。雖然國民大會已走入歷史,監察院也已轉型成準司法機關,但立法院卻仍沒擁有審計權,因此還不算完整的國會,再加上歷史因素,所以立院並沒有建立完整的國會自主、議會自律。

陳耀祥說,在正常民主國家裡,立法院委員會是重點的運作中心,但台灣的「黨」卻是重要角色,他認為原因可能出在「黨團協商」制度,只要誰能擔任黨鞭,就能代表黨討論事情。

陳耀祥強調,也因為黨團協商制度的強化,反而讓委員會的功能被邊緣化,所以很多法案都以「黨團協商」當做立法理由,但為何要立法、為何要黨團協商卻沒有任何紀錄,這就是最大問題,「黨團協商如此強大,透明度卻這麼低」,外界無從得知立院是如何「喬」這些法案。

對於現行不分區立委名額,陳耀祥認為「實在是太少了」,他解釋,國會議員應該站在國家的高度進行立法,但因為台灣的投票文化,逼得區域立委不敢忽視基層的經營,反而因此架空立委的功能,建議若能修憲,一定要提高不分區名額。

徐永明:國會當跳板 立委資深化難

徐永明表示,目前總統制是國際驅勢,甚至連施行內閣制國家的總理、首相也越來越像總統,這代表立法權的衰敗,相較於行政權,日益複雜不對稱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台灣早期的憲法偏向議會總理制,現在雖宣稱是「半總統制」,卻也越來越像總統制國家,不過立法院卻沒擁有總統制國家應有的能力和權力,所以要如何強化國會功能便非常重要。

徐永明強調,內閣制國家黨揆都必須是國會議員,所以黨團只是個機構,重要決策都是在國會進行,甚至部長也都是由資深議員轉任,所以很自然會形成資深議員制;但台灣的政黨核心並不在國會,很多立委也只把國會當成升遷的跳板,所以要形成資深立委制,就必須要從改革憲政體制、政治制度著手。

黃國昌:國會應採委員會中心主義

「若大家對國會的未來有不同想像,就請負責任的把話說清楚,供各界評斷」,黃國昌建議,公督盟能在選前邀請各黨揆或代表,針對「台灣需要一個什麼國會」進行公開政策辯論,作為明年不分區立委投票的參考指標。

黃國昌表示,這樣就能讓各黨團對成立「國會頻道」、透明「黨團協商制度」在「選前先劃押」,杜絕選前、選後說法不一的問題。

對於外界所詬病的黨團協商,黃國昌認為,理論上黨團協商確實能放大小黨的談判力量,但實際能通過哪些法案仍取決於大黨的意志。

他以美國國會為例,為制衡強大的行政權,因此採取「委員會」中心主義,而英國的憲政體制因為是行政、立法融合,所以採取「院會」中心主義,不過對行政權的拘束效力較低,但台灣的國會卻不同於美、英,居然是以「黨團協商」為中心。

黃國昌建議,在還未進行憲政改革時,台灣的國會相對於行政權來說仍是弱勢,所以如何強化委員會的功能便至關重要,他建議法案若在進行實質審議時,應採取委員會中心主義;而進入到二讀會時,各黨應在院會裡對黨團版本進行政策辯論。

黃國昌表示,自己長期觀察立院的法案審查,感覺到立委的專業性不足,他建議立委在4年任內,專心待在一個委員會深耕,不要大風吹。只要能在任內推動1、2個重要法案,就已經很了不起了,對台灣社會的進步已貢獻良多。

至於國會現行人事同意權審查制度,黃國昌則建議,應改採德國的制度,設置20人左右的人事審查委員會,來進行實質審查,而非目前台灣施行的全院公聽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