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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波蘭的奧斯威辛，還有特雷布林卡、貝爾賽克、切姆諾、馬伊達內克等集中營，近年的研究中顯示，過去納粹德軍大概在各地建立了有4萬多個集中營。
雲林縣鳥松國中甯曉燕表示，猶太人被集體運往集中營後，婦人、兒童和老人被判斷為沒有價值的人，直接送往刑場或是毒氣室殺害；青壯年作為奴工使用，在苦役中因勞動或饑餓致死，有的是工作後被送往毒氣室或槍決。令人髮指的是，這些被送入氰化氫毒氣的人，會出現胸悶、心悸、心率加快、頭痛、噁心、嘔吐、視物模糊，最後呼吸淺快，痙攣抽搐而亡。
「由於屍體太多，不能用埋葬或柴堆火化的方法，唯一處置辦法是將屍體放於專門設計的爐窯火化，這些爐窯幾乎是日以繼夜沒有停頓地進行火化。納粹的大屠殺在二戰時造成1,700萬人死亡，對於猶太人的滅絕，是動用整個國家一切可能的力量來執行這種暴行。」
直接迫害者20萬 更多人成幫凶
甯曉燕感慨地說，對這個慘痛的歷史回顧，令自己感到震驚不只是執行的武裝親衛隊及各部門超過20萬人，而是太多的人有意或無意的參與屠殺。一位史學家曾寫道，「牧區教堂和內政部提供出生紀錄、告發猶太人；郵局寄送放逐令和剝奪國籍令；財政部沒收猶太人財產；德國公司解僱猶太工人、終止猶太股權；大學拒絕錄取猶太學生、否定猶太文憑、解僱猶太院士；德國藥廠測試毒藥；公司為火葬場競標；當犯人進入死亡營時，他們被迫繳納所有個人財物；德國國家銀行協助將從受害者那裡盜取的財產透過秘密帳戶來洗錢……」
那麼當年那些參與迫害的人，面臨哪些司法審判？甯曉燕表示，二戰後最著名的司法審判為紐倫堡大審判，在這場審判中的被告共計22名，均為納粹德國的軍政首領。赫爾曼‧戈林以迫害猶太人和奪取其財產，以及下達《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等方面的主謀，被判絞刑，他在刑前自殺；奧斯威辛營的指揮官魯道夫‧赫斯，被控謀殺350萬人，判處絞刑；「納粹劊子手」阿道夫‧艾希曼雖輾轉逃亡到阿根廷，1961年在以色列的追捕下，以反人道罪名等15條罪名起訴，在耶路撒冷受審後處絞刑。
甯曉燕接著說，近年的案例則有2015年德國法庭將94歲的奧斯卡‧格勒寧以謀害至少30萬猶太人制度的幫兇，判處4年有期徒刑；2016年德國法院將前集中營警衛韓寧，以集體謀殺從犯罪名判處5年徒刑。
誰對猶太人伸出援手
當時納粹的滅絕手段是極度保密，在納粹的占領區內，任何協助藏匿猶太人的行為會招致死刑，所有的家庭成員也會被處死，這些人道的救援者，可以說是在生命危險中完成營救工作。
甯曉燕表示，魯道夫‧弗爾巴在1944年逃出集中營，他是向盟軍通報集中營暴行的第一人，也是因為這份報告，BBC和《紐約時報》做了連續的刊載，間接讓匈牙利猶太人停止轉移到奧斯威辛，這個真相的傳達挽救20萬名猶太人的性命。
「眾所皆知的『辛德勒』，因電影的廣傳，可說是成為營救猶太人的代名詞。辛德勒耗盡家財改變了數千名工人的命運，然而戰後的辛德勒，因為曾為納粹黨員亦擁有德國情報員的身份，面臨著戰犯逮捕和處決的危險，所幸當初被他營救的人提出了相關證明，他的義行在也因此挽救了自己的生命。」
「辛德勒」遍布各地，甯曉燕指出，曾任日本駐立陶宛代領事杉原千畝，當時大量發出過境簽證給6千名猶太人，他認為這是一件正確且應該做的事，救人命不會是件錯事……；在西班牙一位美麗的酒吧女老板泰勒女士，她與英國大使館的希爾加斯武官、馬特爾醫生合力虛構出大量流行病名，並為猶太人出具相關證明，讓他們能夠在納粹眼皮底下安全進入英國大使館。
「善行義舉的當事人並不求回報，有些低調到連家人全不知曉」，甯曉燕接著說，英國的溫頓，他在捷克集中營裡幫助669個小孩逃脫，50年後，他的太太在閣樓找到一份清單，記載這些小孩的名字與收養他們的家庭和聯絡地址，英國BBC電視台知曉後邀請他上節目，並找來多位被他拯救的人坐在觀眾席中，那天他輕拭著淚水與這些自稱為「尼可的孩子」團聚。
「還有一位可能是你我在書本上完全陌生的英雄──何鳳山，他是中華民國二戰時駐維也納的總領事，何鳳山在極艱難的情況下發放簽證，讓3萬多名猶太人能夠到上海避難，這些『生命簽證』幫助他們獲得自由，轉往巴勒斯坦、美國或其他國家。聯合國總部在2000年為何鳳山舉辦『生命的簽證：正義而高貴的外交官』的展覽；2001年，以色列政府則在何鳳山的紀念碑上刻著『永遠不能忘記的中國人』」
甯曉燕強調，悲痛的歷史不能忘記，70多年前的納粹大屠殺，看到了人類最大的惡行，卻也在人道的救援中看到人性的光輝。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也是諾貝爾獎的魏瑟爾曾說過，「無論何時何地，當人類面臨苦難折磨時，我們必須挺身而出，選擇正義的一邊；保持中立只會助紂為虐，令受迫害者雪上加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