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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項研究的主要作者，來自澳洲麥考瑞大學的副教授Chris Baumann研究發現，澳洲的教室應該回歸20世紀70年代，推行寬容式教育之前的更嚴格的紀律方法。
在國際教育管理雜誌上，發表的最新研究「學校紀律、校服和學業成績」中，研究人員運用經合組織（OECD）關於課堂紀律的數據，發現嚴格紀律的國家，在學術上表現最好。還發現，穿校服能讓課堂上的紀律保持得更好。
Baumann教授說：「這個論證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超級嚴格，當然我們必須關心我們的學生，並用一個愛的方法，但似乎紀律已經被忽略了。」
相關研究「教學方法所形成的工作倫理」發現，調查的所有亞洲國家中，工作倫理被定義為以積極的態度去工作。
東亞教育體系深受中國古代儒家傳統的影響，其重點在於尊重長者、融洽和集體價值觀。
Baumann教授說：在實踐中，意味著明確和強制的課堂規則，專注於禮貌、守時、尊重教學人員，表現不佳或不完成家庭作業，會產生一定後果及執行著裝要求。
而西方教育則較少關注約束、尊重教師和集體紀律，只是關注兒童個人。經常聽到的反駁的論據是，西方系統能更好的促進玩耍、創造力、創新和質疑權威，這可能存在更加難以衡量的好處，但是Baumann教授對此持懷疑態度。
他說：「可能的前景是，西方國家也許遲早會要求一種，兼顧兩者的教育方法，其中的趣味元素依然存在，但是紀律可能會再次收緊，因為亞洲的成功表現出，嚴格的紀律和專注於學業成績相關，這和我們的研究結果一致。」
獨立研究中心教育研究員Jennifer Buckingham博士表示，當人口統計和情境完全不同時，要謹慎進行這樣廣泛的比較，因為有太多的其他因素，很難分析出原因和效果。
她指出，一個被忽視的關鍵因素是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私人輔導的高度使用，這可能在推動學生成果方面，起著比學校系統更大的作用。
然而，她說家庭的文化強調教育在學術成功方面確實很重要，這一點毋庸置疑。例如，當你看看選擇學校的人口統計時，就會發現這在東亞家庭中，學術成就的價值方面肯定是一個因素。
對工作倫理研究中的研究對象，包括：澳洲、中國、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日本、新加坡、韓國、英國和美國，每個國家至少有500個受訪者接受了調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