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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之春》編輯憶六四:中共遲早會倒

2019年5月5日,《北京之春》雜誌主編陳維健接受本報專訪。(記者徐綉惠/攝影)
2019年5月5日,《北京之春》雜誌主編陳維健接受本報專訪。(記者徐綉惠/攝影)

【記者徐綉惠/洛杉磯報導】2019年5月5日,《北京之春》雜誌主編陳維健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中國人心沸騰,總有一個引爆點會釋放出壓力,中共遲早會倒。」

陳維健曾參與1979年西單民主牆運動,與民主同道創辦《沉鐘》雜誌;他也因參與1989年六四學運遭審查;1991年,陳維健移民紐西蘭後創辦、並長期擔任《新報》主編。

1949年中共竊占神州中國;1959年前後中共血洗西藏;1969年毛的決策差點使蘇俄以核武進擊中國;1979年,中國曾有短暫機會擺脫共產黨專治,在北京西長安街和西單北大街交會處出現一道兩米高、一百多米長的「民主牆」——但這短暫的言論自由亦遭扼殺;1989年,爆發六四事件,中共在天安門廣場屠殺學生;1999年中共發動誣衊鎮壓法輪功的運動,開始大規模非法綁架、抓捕法輪功學員。

邁向廿一世紀,2009年,中共挑撥維漢兩族關係,爆發新疆7‧5事件;而且,因中共官方將中國A型流感(H1N1)疫情當成「國家機密」、死亡人數當成「絕密訊息」來封鎖,至今仍不知多少中國人因錯過「黃金治療期」而不治身亡。

「六四」是中國全民反腐敗的先聲

陳維健回憶1989年六四學運前期自己已在杭州工作,當時市民們雖然不是直接參與者,但全國所有的輿論都很支持學生。陳維健也與幾位友人共同組織了浙江臨時的聯合會,準備聲援學生,為絕食的學生準備物資療養、康復。

但當6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軍隊鎮壓後,情勢急轉直下。陳維健說:「共產黨完全可以不開槍鎮壓,和平地解決廣場上的問題,中國本來有可能像台灣一樣轉型為一個民主的社會。」

他說,當時地方比北京多一點的時間和空間,「杭州有許多學生和市民希望政府改變。」在六四鎮壓開始後,地方還在持續支持,很多市民去抗議政府施壓人民。陳維健認為六四不只是學生運動,而是全國各省動員起來對民主、反腐的訴求。

他說:「改革開放後,人民對自由的渴望爆發出來,這是一個全民支持的運動。不只是學生運動,是中央機關、新聞單位都支持的民主運動,幾乎全國都動員起來了。」

他認為,當時醞釀中的政治改革,源於經濟「改革開放」帶來的物質生活增長,與從而產生的許多權力與金錢的交易。而當時的「權錢交換」還不如今日惡質,是「六四」鎮壓造成百姓們失去了追求「政治自由」的渴望與勇氣。由於政治改革成為禁區,中共權貴結構愈加固化,就惡化成「絕對的權力,帶來了絕對的腐敗」。

學生低估中共的殘忍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陳維健表示,當時很多人都不相信共產黨會開槍,但和陳維健有同樣一代經歷的中國人了解共產黨更多一些。他說,從布拉格之春、蘇聯東歐瓦解,經驗證明,共產黨的標準手段,就是「坦克開上街頭」、「鎮壓群眾運動」。果然,最終也和陳維健所預料的一樣,中共出動坦克、軍隊鎮壓民眾。

陳維健說:「學生們相對比較單純,對中共的殘忍估計錯誤。」且中共擅於灌輸人們錯誤的觀念,也就是對人民進行「洗腦」,當時那些調進北京的外省軍人,都認為自己是在「保衛」國家,因為他們完全不能理解學生為何抗爭,也沒有民主的概念。

陳維健說:「很多學生到開槍了,還在想共產黨真會開槍嗎?他們還不相信這些子彈是真的子彈。」

因1989年的「六四」鎮壓,中國當時那股隨著改革開放所興起的「理想」精神也蕩然無存,過去自我約束的「道德」觀解體,「能撈就撈」、「為錢當官」成為在中國的生存準則。

海外華文媒體遭中共染指

作為資深媒體主編,陳維健也表示中共長期用「利益」收買華文媒體。2001年1月23日法輪功「自焚偽案」爆發後,中共外交人員就曾警告他不准刊登「自焚偽案」的真相,要他引用新華社汙衊法輪功的「假新聞」。陳維健當時告訴對方:「如果所有的中共喉舌都不刊登了,你再來找我。我只登真實的新聞,在法輪功議題上,我們的意見不一樣。」

中共利用海外中資公司在廣告或其他計畫上「照顧」某些華文媒體,讓這些媒體在海外散布有利中共的新聞,或是直接和當地媒體合作,讓海外媒體直接引用他們的文章,美其名曰專版「合作」,實際上都是為中共官方宣傳。

陳維健回憶當時中共策劃了「自焚」偽案,並在喉舌媒體強力宣傳下,形成人民仇恨法輪功的假象,使迫害繼續,甚至進一步擴散到海外。但陳維健拒絕當中共喉舌,堅持新聞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