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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江澤民不顧其他中共高層官員的意願，親自發動了「鏟除」法輪功的運動。隨著迫害不斷升級，《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都嚴厲報導了中共政權的暴行，並揭露中共妖魔化法輪功的宣傳。
而《紐時》卻反其道而行之，大篇幅報導中共方面的宣傳。例如該報鸚鵡學舌的重複了中共的說辭，稱法輪功學員如何從中共的洗腦和強迫他們放棄信仰的行動中受益。
一篇報導稱，一名「仍在勞教所」的法輪功學員說，「勞教所比我的家還舒適，勞教所的警察非常有禮貌、和藹可親。」
根據《大紀元時報》取得的、法輪大法信息中心（FDIC）即將發布的報告，在過去25年中，《紐時》關於法輪功的文章中有近2/3都包含各種虛假和扭曲不實的陳述，所使用的詞彙通常來自中共。
《紐時》有數十篇文章將法輪功稱為「邪教」、「教派」或「邪惡教派」。有些時候該報承認這些標籤來自中國共產黨，但有些時候該報以自己的口吻來貼上這些標籤。
研究中國宗教的學者、人權研究者，包括有勇氣了解法輪功的記者，都得出結論，這些標籤是毫無根據的。
資深記者張彥（Ian Johnson）曾於2000年為《華爾街日報》撰寫了一系列關於法輪功的開創性報導。他指出法輪功修煉團體「與許多關於邪教的常見定義不相符」。
他寫道，「其成員與團體外的人結婚，有團體外的朋友，從事正常的工作，沒有過著與社會隔絕的生活，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也不向組織捐獻大量金錢。最重要的是不接受自殺，也不接受身體暴力。」
張彥總結，法輪功「本質上是一種非政治的、注重內在修養的修煉方式，旨在從精神上淨化自己，改善健康狀況」。
《紐時》僅在極少數文章中勉強對法輪功的信仰做了最基本的解釋：其核心原則是「真、善、忍」。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表示，雖然法輪功遭受暴行迫害的證據越來越多，該報卻置之不理。
《紐時》記者調查活摘受阻
2016年，《紐時》記者塔特洛（Didi Kirsten Tatlow）採訪了幾位中國器官移植醫師，無意中聽到他們的談話暗示中共利用良心犯作為器官移植的來源。大約在同一時間，一些人權律師和研究人員已經整理出大量證據，證明中共確實在殺害良心犯，推動其蓬勃發展的器官移植產業，而其主要目標就是法輪功學員。
塔特洛準備繼續進行調查，但她說她受到編輯的阻撓。
2019年，塔特洛在向中國法庭（China Tribunal，由獨立專家小組組成的法庭，負責審查中共活摘器官的證據）提供的證詞中說，「在我的印象中，《紐時》－－我當時的雇主－－對我繼續進行這些（關於器官移植濫用行為的）報導並不開心，雖然他們最初容忍了我的調查，最終卻讓我無法繼續。」
在聽取了記者、研究人員、醫生和曾在中國被拘留的人在內的五十多名證人的證詞後，該專家小組於2019年6月得出結論，「多年來，在中國各地發生了大規模的活摘器官行為，法輪功學員是器官供應的來源之一，而且很可能是主要來源。」
專家小組的最終判決在媒體上引起軒然大波，引發了《衛報》、路透社、天空新聞、《紐約郵報》等數十家媒體的報導。法輪大法信息中心寫道，「然而，《紐時》卻保持了沉默。」
《紐時》漸公開敵視法輪功
近年來，該報對法輪功的報導逐漸演變為「公開敵視」。2020年，該報利用當時的反種族主義熱潮，宣稱法輪功禁止異族通婚。這顯然是不實之詞，因為跨種族通婚在法輪功修煉者中很常見。
該報的文章還把法輪功描繪成「隱密」、「極端」和「危險」，但卻不去證實這些說法。另一方面，該報掩蓋了中共迫害法輪功的殘酷，僅稱中共受到指控，而法輪功的反迫害行動則被定義為「公關活動」。
《紐時》曾大力美化共產主義
《紐時》有一段大力宣傳共產主義的不光彩歷史。1930年代，《紐時》駐俄羅斯的明星記者杜蘭蒂（Walter Duranty），掩蓋了蘇聯在烏克蘭造成的饑荒，甚至因此獲得了普利茲獎。
根據蘇聯問題專家萊舒克（Leonard Leshuk）所著的《1921-1946年美國情報部門對蘇維埃政權的看法》（US Intelligence Perceptions of Soviet Power, 1921-1946）一書，杜蘭蒂在私下談話中確認他知道這場饑荒的情況。
萊舒克寫道，「杜蘭蒂告訴一位在柏林的美國國務院官員，『根據《紐時》和蘇聯當局達成的共識』，他的新聞報導始終反映蘇維埃政權的官方意見，而不是他本人的意見。」
幾十年後，《紐時》委託一位顧問確定是否應該追回普利茲獎，顧問的結論是應該追回，但該報拒絕這樣做。
媒體評論家林茲伯格（Ashley Rindsberg）撰寫的《灰色女士的縱容》（The Gray Lady Winked）一書指出，杜蘭蒂事件並非孤立事件。「灰色女士」是《紐時》的綽號。
林茲伯格寫道，「在蘇聯崛起的早期關鍵時期，該報公然發表了明顯偏袒共產主義的宣傳作為新聞報導」，並且一直持續到蘇聯時期。
他寫道，「《紐時》經常刊登共產黨代理人和蘇聯同情者撰寫的新聞報導和分析文章。即使《紐時》的領導層認為這些親蘇報導不準確或具有誤導性，他們也肯定不會採取任何行動。」
毛澤東的獨裁統治造成了約八千萬中國人死亡，但他竟被該報譽為「民主的土地改革者」。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在1973年為該報撰寫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毛主席領導下的中國社會實驗是人類歷史上最重要、最成功的實驗之一。」
共產獨裁者被當明星
林茲伯格寫道，古巴共產黨領導人卡斯楚（Fidel Castro）即將在古巴掌權時，《紐時》也為他的形象助了一臂之力，稱他為「民主人士」，該報發行人甚至會見了卡斯楚。1995年，這位共產主義獨裁者再次來到該報總部，該報正面報導了他的美國之行。2000年亦是如此。
《紐時》前編輯昆茨（Tom Kuntz）看到卡斯楚在辦公室受到狂熱的歡迎，成群結隊的工作人員追隨著這位獨裁者，他為此感到「憂心忡忡」。他告訴《大紀元》，「那情景就像麥可傑克森（Michael Jackson）或貓王（Elvis）走進了大樓。」
《紐時》向中共道歉
自從《紐時》的前發行人蘇爾茲伯格（Arthur Sulzberger）決定將該報推向全球以來，該報在中國的存在一直被視為重中之重，《紐時》在北京和上海都設有分社，但這背後似乎也有附加條件。
昆茨質疑，「如果你想成為一家全球性報紙，你必須怎樣做才能讓中共滿意，在中國保持業務？」昆茨認為，「雖然緊張狀態一直存在，但我知道，《紐時》和很多公司一樣，都在努力保住進入中國的機會。」
2012年，該報曝光了溫家寶的家族財富。溫家寶是時任中國總理，也是中共領導層中最後一批支持溫和政治改革的聲音之一。中共為此封鎖了《紐時》網站，包括幾個月前剛剛推出的中文版。蘇爾茲伯格在內的報社高層主管都試圖說服中共重新開放網站。
負責建立中文網站的史密斯（Smith）寫道，「我們開始了長達一年的遊說，希望能解除封鎖。我們多次與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外交部會面；我們與新華社社長（正部級職位）和《人民日報》社社長（也是正部級職位）合作；我們與梅鐸（Rupert Murdoch，新聞媒體大亨）的前政府關係總監交談，他與中宣部有親戚關係；我們甚至嘗試藉助一系列聲稱對習近平主席身邊人有影響力的中間人走後門，進行談判；當然啦，我們利用一切機會與習主席本人會面，希望能重現與江主席會面時取得的成功。」
時任執行主編艾布拉姆森（Jill Abramson）後來在她的書中抱怨，蘇爾茲伯格背著她「根據中共大使館的意見起草了一封《紐時》致中國政府的信，幾乎等於是在為我們原初的報導道歉」。
她寫道，「在我看來這份草稿令人反感，說我們對這篇報導造成的『看法』感到抱歉；讀到這封信時，我的血壓都升高了。」
艾布拉姆森質問蘇爾茲伯格時，他重複說「我沒有做錯任何事」，並同意重新起草信件。但最後的版本仍然令艾布拉姆森「反感」，因為「抱歉」這個詞仍然出現在她看到的信件最終稿中。
史密斯寫道，2012年後，《紐時》堅持「打入中國大陸市場」，並推出了一系列新舉措，包括印刷出版物、時事通訊，建立一個生活風格網站。
到了2019年，《紐時》的中國辦事處僱用了數十名記者，其中有些是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有些是通訊記者——這是《紐時》在海外人數最多的機構。
批評北京的廣告突遭撤回
然後，病毒來了。2020年2月，《華爾街日報》刊登了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的專欄文章，標題是〈中國是亞洲真正的病夫〉，文章抨擊中共對新冠病毒（中共病毒）疫情處理不當，並質疑北京的權力和穩定性。中共抗議說，該標題帶有「種族歧視」，並以驅逐該報三名駐中國記者作為回應。
同一天，川普政府將五家中共國營媒體指定為外國使團。次月，川普政府為中共國營媒體設定了美方人員上限，事實上驅逐了60人。3月17日，中共驅逐《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時》的大部分記者，並給他們10天時間收拾行李。
第二天，《紐時》廣告部收到一份爆炸性的請求。佛羅里達州房地產商金士頓（Brett Kingstone）希望刊登一則整版廣告，呼籲中共當局應對疫情負責。
廣告已經獲准付款、印刷，且定於2020年3月22日刊登，並已在初期版本發表，但報紙流程突然在半夜被要求停止，導致大部分印刷版無法刊登該廣告。
《紐時》發言人丹妮爾．羅茲．哈（Danielle Rhoades Ha）在電子郵件中告訴《大紀元》，「這則廣告不符合我們的標準，不應該出現在《紐時》上，它被《紐時》員工內部標記後刪除。」
當問及該報是否因這則廣告受到來自中共的壓力時，發言人沒有回答。不過，《紐時》經常刊登由中共控制的一家公司出資的宣傳廣告。
金士頓說，《紐時》的一位高層主管告訴他，一名中共官員打電話給該報領導層，要求撤下這則廣告。《大紀元》無法獨立證實是否有這通電話。《大紀元》試圖聯繫該高層主管請求置評，但都沒有結果。該報發言人既沒有證實也沒有否認曾有這通電話。
前聯邦調查局探員、經濟間諜專家拉弗林（Pat Laflin）說，中共「不可能」不對報社施壓。
他說，「他們到底說了什麼，有多微妙，或者不太微妙，這些都是猜測，我不知道。至於電話打進來沒有？有的！」
就在金士頓的廣告被撤下的第二天，即2020年3月23日，《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和《紐時》的執行主編發表了一封致中共當局的公開信，懇求撤銷驅逐行動。
他們在信中強調，對於中共冷酷無情的防疫方式，他們的報導給予正面評價。信中說，「我們在顯著位置刊登了新聞和分析，敘述了中國（共）在遏制和減輕病毒傳播方面取得的卓越進展」，「即使是現在，我們的一些記者雖然將被驅逐，仍在報導中國（共）如何調動國家資源開發疫苗，為中國和全世界數十億人帶來希望。」
2021年11月，拜登政府放寬了對中共媒體的限制；中共才允許《紐時》、《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記者更方便的出入中國作為交換。
《紐時》專文推崇北京路線
自2020年以來，《紐時》因發表一些推崇北京路線的專欄文章而屢遭批評，其編輯部去年名為〈與中國對抗誰受益？〉的文章是其中之一。
美國安全政策中心高級研究員、中國戰略評估專家、《大紀元》專欄作家塞耶（Bradley Thayer）認為，這篇專欄文章是在認可美國失敗的對中「接觸」政策。他指責該報「在意識形態上愚昧，拒絕看清共產主義政權的本質」。
前海軍情報官員、中國問題專家法奈爾（James Fanell）說，從另一個角度看，顯然《紐時》避免與中共對抗符合其既得利益，而這僅僅是因為《紐時》想保住進入中國的機會。
《大紀元》提出了13個具體問題，要求《紐時》就本文概述的指控發表評論，問題包括《紐時》記者只追求負面採訪；《紐時》以前根據中共的宣傳，扭曲法輪功；負面描繪神韻將如何助長中共在中國境內與境外鎮壓異議人士等。
《紐時》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僅表示：「根據一般政策，我們不對報紙未來可能發表或不發表的內容發表評論。」（秋生、吳香蓮編譯，全文完）◇
